中石化可能在本周买入巴西两油田股份

债券市场方面，由于主管部门不同，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存在分割，无论是市场参与主体、上市交易品种还是市场的托管清算均未实现统一，且交易所市场发展滞后于银行间市场。

如果北京仍然维持着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上海就不太可能。上海经济评论：你会给中国的小型金融机构发展提供什么建议？富兰克林·艾伦：如果你所说小型金融机构是指区域性的，比如区域性的银行，它们发展得不错。

上海经济评论：西方对周小川的评价都颇高，不过国内也有人抱怨通胀，你怎么看？克林·艾伦：虽然某些时候通货膨胀有反弹到5%、6%甚至7%，但是央行抑制了这些通货膨胀，经济一年年持续增长。世界上其他央行能否保持其独立性不被干扰，中国央行应该被给予多大的独立性呢？富兰克林·艾伦：中国央行没有西方央行所具有的那种央行独立性，不过，周小川个人智慧，如果他和财政部部长辩论，他能够起到很大的影响力，我想这是财政部和央行互动的一个好方式。区域性银行可以帮助这些企业发展。我不太确定，在中国它将能如何合法运作，但是，重要的是，中央银行不用向财政部汇报上海经济评论：中国汇率改革的步骤应该是怎么样的？富兰克林·艾伦：这个做得也不错，在香港发行了一些人民币债券，但是改革要慢慢推进。

我相信这些问题最终可以解决，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些力量，来使得政客们做一些必需的事情，将地方政府放置在健全的财政基础上。我的看法是，如果说这些借贷是经纪人借贷，风险并没有那么高，我的意思是信用风险被分散了。商业银行的信用分析主要用于贷款中并体现在它的资产负债表上，而评级机构的分析则主要用于市场化的债券发行时。

1982年，SEC指定了DuffPhelps，1983年，其又指定了McCarthy, Christanti and Maffei(MCM)。惠誉后来在2000年又买下了DuffPhelps和Thomsom Bankwatch。这些信息包含检验某个商业投资组合的质量以及实现这些投资机遇的可能性，公司履行合约债务的能力以及承兑债务的概率。在这种商业模式中，评级机构的主要客户是投资者，为了能让投资者一直订阅他们的评级，他们有保持评级准确性的动机。

主要的评级机构总是声称他们仅仅评估信用风险而不提供对于流动性或缺乏流动性所得带来的损失的判断。监管部门并没有直接规范信用评级机构，而是用信用评级作为监督金融市场的手段，SEC的监管者们制定了许多和信用评级密切相关的规定，也就间接使得监管框架对信用评级机构有一定的依赖性。

为了保证执行效力，监管机构选择了一些信用评级机构，组成（上文提到的）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NRSRO)来对杠杆进行评估。总体而言，信用评级的产生是为了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决定要购买哪些金融产品，同时也促使债务发行人遵守自己的义务，并帮助市场对债券定价。评级也可以针对于一组资产的信用风险，比如抵押支持证券。从1973年开始，SEC采取了又一轮新的银行监管措施，包含一套统一的净资本规则（the Net Capital Rule）。

尽管信用评级的信息价值在不断降低，政府监管规定对于信用评级的使用促使市场对于NRSRO评级产生过度需求。我们的证据表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定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简称NRSRO）的制度在无意中造成了评级市场事实上的寡头垄断，主要的市场力量是三家公司：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在1936年，OCC和美联储明确指出银行不允许持有被至少两家评级机构评为BBB以下的债券，而这些规定使得信用评级机构进入了金融监管的框架之中。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获得监管规制中的利益。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批评家们还将一些行业的危机归咎于信用评级公司。进行信用分析是银行和信用评级机构的职能，这些机构在市场中为提供信用评级而竞争。

最终这些信息成为对公司债风险的一种估计。在指定属于NRSRO的公司并施行这些规制时，这种监管框架几乎不可能完全不带来经济活动参与者间的激励不相容和扭曲的市场信息（会向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不准确的信号）。

这几位作者试图解释前人研究中的发现——证券发行商认为标准普尔的评级更准确，但是投资者更青睐穆迪的评级。他们是对于投资质量和违约概率的一种量化了的尺度，也因此可以帮助市场中的投资者对于投资的价值和风险进行评估。这塑造起了这几家公司准确可靠的形象。事实上，截止至2005年6月，已经有至少8部联邦法规，47条联邦条例，100项各州法律涉及了NRSRO评级机构所做的信用评级。证券经纪商的净资产规则要求经纪商根据证券的评级，从他们持有的证券的净值中减去一定比例的市值。评级可以是针对公司整体债务风险的，从而检验某个被检验的公司的财务健康情况。

银行被要求获得对其资产的评级来达到联邦政府规定的准备金标准，而他们也拥有持有高评级债券的动机。通常来说，证券发行商会为每个金融产品购买两种信用评级，如果前两种的结果有分歧，那么有时会买第三个评级。

来自于证券发行商、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和监管者的估计错误导致了这场危机，但是面对现有金融市场的激励机制，估计错误的发生并不值得惊讶。Langohr和Langohr认为扩大的信用评级产业为债券市场在20世纪的扩张提供了必须的信息基础。

虽然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间接受到他们在投资者中声誉的影响，但缺乏竞争的环境仍使得他们在市场中拥有了更高的自满情绪（complacency）。这个转变的发生也正值SEC引入了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的概念，并将其纳入了监管规制当中。

兼并使得NRSRO中的评级机构数目在世纪之交很快地回到了3家。随着时间推移，监管者们越发地依赖于NRSRO信用评级机构，正如Langor和Langohr所言，信用评级在监管层面的运用在美国最为普遍。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规制有意为之的结果，也要考虑可能有的二阶、三阶的效应。虽然信用评级机构仍然受到他们在投资者中声誉的限制，但缺乏竞争的这个事实能使这些机构在市场中产生更大的自我满足感。

尽管评级指标所含有的信息越来越少，政府在规制中使用一些评级指标的行为仍会使得对于NRSRO所列机构的评级指标有过度需求。鉴于我们市场中资本基础建设的重要性和信用评级机构在市场里的力量，即使使用指定NRSRO公司的方法是出于好意，它所付出的代价也过大，所以应当被废除。

美国议会开始进行调查，举行听证会并提出改革提案。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经纪商所持证券经历价格波动的风险。

对于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类型的比较可以在表2中找到。金融市场的主要结构性调整发生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通过市场来实现公司融资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对于评级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信用评级帮助了OCC对银行的债券投资组合进行估值，而OCC则对于评级较高的债券提供了投资的激励，这也增加了对于评级的需求。另外，其他的投资者们也拥有购买高评级资产而获得监管政策优惠的动机，这一切大大刺激了对于NRSRO评级机构所做评级的需求。当投资者是商业银行时，如果某个证券有多个评级存在，那么资本监管规则通常会要求使用较低的评级来计算风险加权资本。美国的商业代理机构（The Mercantile Agency ）是最早进行信用报告的机构之一，它成立于1841年，运用它的机构网络来收集运营数据、商业信用状况和商业信誉等信息（事实上，由于1837年的金融危机很可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Lewis Tappan成立了这个机构来改善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然后将信息发送给订阅的人。

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纽约证券交易市场上的交易量可观的增长使得证券经纪商传统的证券交易机制被打乱，而其与后续的交易量下滑共同作用造成了近100家证券经纪商退出了市场。SEC并没有指定许多NRSRO成员，而那些被指定的公司也经常发生兼并使得NRSRO机构的数目基本保持在3-4家。

(二) 信用评级机构的历史如今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世纪时期的金融出版业务。当这些因素都考虑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了。

同样的，一个监管牌照也并非代表获得牌照的金融产品其真实的质量或风险。评级触发条款是一些在一定条件下需要提前偿付、追加保证金或其他类似要求的合同义务。